徐剑锋

2014年首季浙江经济增长速度为7%，较上年有所下滑，也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引起了省内外经济界的关注。笔者认为，浙江经济增长速度要从发展阶段与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中去观察才能有正确的评价。

从工业化发达期看浙江经济的增速

根据我们研究，浙江经济自2008年开始已率先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比全国平均水平先行10年左右。这个阶段是一国或地区工业化的最后阶段，如果顺利，经过12—15年的时间，就可以顺利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或发达经济阶段。处在这一阶段，由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不断上升，环境压力加大，产业不断外移，工业增长大幅下降，经济增长率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下滑。参考发展环境较相似的日本、韩国与我国台湾省，日本自1970年进入工业化发达期，70年代其经济增长率从1955—70年的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降到5%左右;我国台湾于1986年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头四年经济平均增速仍高达近10%，但其后在90年代经济增长率降到4—7%;韩国则自1990年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后到本世纪初，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更为明显。可以说，与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中仅有的成功跻身发达经济体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相比，浙江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较快。这与多年来浙江经济的主动调整转型有着密切关联。通过主动的“凤凰涅槃”、“腾笼换鸟”，浙江经济较早地开始了转型，从而避免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经济增幅的过快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经济相对平衡的增长。

7%的增速在目前国内外经济大环境下难能可贵。从50年左右的经济增长长周期观察，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以IT产业为代表的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增长周期的下降阶段后期，预计到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才可能在新能源、新材料、仿生技术、自动化与新网络等技术发展成型并走向产业化的引领下，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尽管从10年左右的经济增长中周期考察，目前美国、欧盟、日本经济先后进入中周期的复苏与繁荣阶段，但由于受中周期下降阶段的压制，全球经济难以再现上世纪90年代的盛况。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经济正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个经济增长长周期，经济将复苏上行，但受制于全球经济，更重要的是因处于前期扩张政策的“消化期”，房产泡沫与虚拟金融存在着软着陆的必然性，无疑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经济的增速产生负面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我国经济先发的浙江，7%的增长率已相当可贵。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浙江工业化的推进，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可能成为长期趋势，政府与企业界都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与战略绸缪。

从关注GDP转向关注人民生活水平，

从关注经济规律转向关注经济健康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改善，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后，要更多地关注GNP(居民生产总值)或居民人均收入，因为它包含了浙江人在省外创造的产值，不少回流转为浙江居民的收入。厂办在省外，利用了外部廉价的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虽然省内产值有所减少，浙商的投资回报却在增长。自上世纪末浙商对省外投资兴起，浙江人的腰包越来越鼓，浙江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不仅远超广东省与江苏省，还能与天津市并驾齐驱。

从经济效能上说，经济产值实难反映一国真正的国民福利，鉴于此，很早就有经济学家提出“负的GDP”概念，经济活动造成的污染与健康丧失，应该从产值中扣除。可以说，“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的推进，依法治理破坏、污染环境的企业，虽然表面上损失了一些GDP数据，但却带来了健康经济，增进了居民福祉。厂房、工地减少了一些，GDP可能降低，但浙江人的居住环境更美、生活环境更健康了，这也是给居民创新了经济福利。

浙江经济的重大机遇在新工业革命

每次经济长周期的下降阶段，总是产业科技革命的活跃期，新科技的产业化又会引领新一轮经济长波的到来。目前，新的一次工业革命正拉开序幕。这次工业革命是指微电子科技、生物科技、新人工材料技术、通讯、电脑科技以及自动化机械技术等六大科技发展互动，形成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建立在网际网路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工业革命。它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市场要素配置方式、生产方式与人们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的转变。新工业革命的根基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决定因素是“企业家精神”。敢于冒险、勇于探索、善捕商机、勤劳顽强、讲究实效的企业家是浙江经济的镇宅之宝。浙江众多的创业者、富裕的民间资本使浙江很有希望在新工业革命浪潮中抢占先机。如果能够更好地将浙江的优势要素——企业家与民间资本，同全球高端科技人才与科技成果密切结合，将会使浙江经济完成产业的脱胎换骨式蜕变，在未来的产业工业革命中脱颖而出，从而引领新一轮的经济发展。这就需要浙商有长期探索创新的理念，多了解世界科技发展史，多懂些科学技术，充分利用本轮系统改革的红利，调整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组织，以技术创新为中心，主动投身于新工业革命浪潮中。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