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营经济发达，海外浙商群体庞大，对外投资十分活跃，浙商企业“走出去”数量和规模均居全国前列，2020年对外实际投资125.6亿美元，仅次于广东、上海，位居全国第三。

长期以来，各界对企业“走出去”发展看法不一，尤其是经济下行时更会引发“走出去”导致本土产业空心化的担忧。作为全省对外投资合作的业务主管部门，我们深刻领会并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重要论述精神，有力支持浙江产业链全球布局，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类规则，做强总部经济，做优市场竞争力，做大浙江经济增量，以高水平“走出去”实现高质量“引进来”，为我省加快形成内外互促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开创外循环新局。

万丰奥特海外工厂

我省“走出去”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

浙江经济外向度高，产业发展较为成熟，以浙江本土跨国公司为代表的浙江企业率先“走出去”发展，在抢抓全球产业链调整机遇、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提升产业竞争力、畅通产业链内外循环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于浙江外贸持续增长、外资提质增量、国际竞争力提升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用。

(一)民营跨国公司成为提升浙江产业全球竞争力的主力军。浙江“走出去”具有明显的龙头企业带动印记，2017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本土民营跨国公司培育计划，通过三年精心培育，2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总部设在浙江、国际形象良好、海外布局业内领先、跨国经营指数较高的本土民营跨国公司脱颖而出，2019年平均跨国指数43.86%，明显好于中国100大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15.96%。如我省民营跨国公司20强企业之一的华友钴业，围绕“上控资源、下拓市场、中提能力”，在全球形成钴行业全产业链布局，成为全球钴行业龙头企业。新冠疫情爆发并在全球蔓延以来，我省本土跨国公司统筹利用全球资源配置优势，加强全球供应链整合，协调海外资源保持产能，确保订单客户不流失，其基于全球布局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公共风险应对能力稳住了阵脚，保持了企业持续良性发展。

(二)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浙江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省把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开放强省的重要抓手来建设，支持龙头企业“走出去”举办境外经贸合作区。截至目前，全省共有省级以上境外经贸合作区12家，其中国家级4家，其在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贸易发展，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拉动与沿线各国的双边贸易方面，境外经贸合作区通过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延伸，带动了我国与东道国的进出口。如泰中罗勇工业园入园企业150余家，2020年带动国内出口近5.6亿美元;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入园企业12家，2020年带动进口逾1100万美元;印尼青山纬达贝工业园区开采镍铁矿、文莱大摩拉岛石油炼化工业园开采当地油气带动战略资源进口。二是带动双向投资，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布局。境外经贸合作区完善的配套服务为经验不足的中小企业提供避风港。由于海外产业链相对不完整，境外园区根据产业链科学招引入园企业，带动了国内装备技术快速走出去，拉动外贸出口。此外，企业结合市场形势和产业特点，以利润返程投资形式投回国内，拉动国内产业的再发展。三是开展国际合作，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我省在科技资源富集的区域积极推动建设科技研发型园区，通过“资本孵化+招引回国+国内成长”的模式，实现了省内海外联动发展。如杭州经开区投资的美国硅谷钱塘中心，一手抓创投孵化，一手抓项目引进，利用硅谷人才优势引导省内企业在中心设立研发中心孵化项目，目前累计入园企业28家，浙江企业占比39.2%。

(三)国际营销网络构建提升浙江产业全球竞争力。构建国际营销网络、延伸营销链是浙江企业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有效路径，也是浙商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内容。一是助力企业开拓目标国市场，扩大业务规模。如海亮股份通过收购美国知名铜管销售企业JMF公司整合美国的营销网络，将其与海亮股份的生产、技术优势相结合得以快速布局美国市场。二是助力企业营销自有品牌，提升全球竞争优势。如万向集团至今已构建了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营销网络。企业发挥“互联网+”产业优势，通过“产品走出去——人员走出去”，带动品牌走出去。三是助力企业获取市场消费信息，反哺产品设计创新与技术改进。如浙江森马服饰股份公司收购欧洲领先的中高端童装集团——KIDILIZ集团，以品牌要素为核心，整合企业价值网络，将企业价值增值锁定在品牌价值、研发设计、营销渠道与供应网络等高附加值环节。

华友钴业在非洲项目工地

浙商企业“走出去”动力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主政时曾指出，浙江土地面积小、自然资源相对贫乏，要有效解决我省发展中的资源要素问题，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主动，不能仅仅局限在十万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区域面积上做文章，必须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在大力引进各种要素的同时打到省外去、国外去，利用外部资源、外部市场实现更大的发展。我们在浙江本土跨国公司培育工作中就企业“走出去”的动因进行专题调研，对企业开展产业链全球布局的动力进行剖析，实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必须跳出浙江发展浙江”重要论述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巩固海外市场份额。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美国对大量产品发起双反调查，美国关税水平显著提升，大量出口型企业面临继续出口美国导致利润大幅缩水或亏损和退出美国市场的两难局面。企业通过绕道第三国出口缓解生存问题，并且总部收益更好。如高裕家居受中美国贸易摩擦和美国对床垫行业的反倾销影响，在2018年10月和2019年6月在越南投资成立了两家床垫生产企业，海外市场得以大幅拓展，助跑了省内企业总部发展。

(二)提升品牌国际竞争力。企业通过股权投资提升品牌竞争力，一类是收购优质品牌提升企业产品影响力，如吉利并购沃尔沃和戴姆勒公司股权，为吉利汽车提升品牌形象和打开欧洲市场有积极作用。同时，随着国家提出大消费战略，特斯拉等新能源车将引领未来汽车消费领域，国内品牌要在新能源车领域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除了加强自身技术研发，通过收购欧洲豪车品牌推出高端新能源车也是有效途径。另一类则是收购竞争对手股权实现对企业所在领域的主导权。如疫情初期某服装企业公司积极谋划收购竞争对手二级市场股权，间接实现服装细分领域的控制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从企业自身看，也需要在跨区域的要素整合中获取新优势，实现新扩张”。

(三)引进技术带动产业转型。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第二次大会上讲话中指出“短期看，企业走出去，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资金外流。长远看，企业走出去，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技术水平领先全球，我省企业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对外投资来吸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有效途径。尤其是随着美国加强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合作的管控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打压，我省先进技术企业更是千方百计并购海外先进技术公司，助推国内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补链、延链和卡脖子项目开发进程。2020年我省累计完成跨国并购项目112个，并购额22.21亿美元，包括重点支持了一批芯片产业优质并购项目。

(四)获取海外能源资源。“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带动产品走出去、资源引进来，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国内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引进石油等矿产资源，而东南亚和非洲等中低收入国家能源矿产丰富，由于其资源开发能力有限，资源利用率低，其希望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开发能源矿产增加财政收入。这也是我省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十三五”期间青山集团和华友钴业等公司在印尼大量投资镍铁钴矿，保证了国内不锈钢和新能源电池等原材料产业的发展;恒逸集团在文莱投资石油炼化项目，大大满足了国内化纤等相关产业的原材料需求。

(五)开拓国际新兴市场。“一带一路”沿线是我省开拓新兴市场的主线，通过扩大对外投资来提升投资目的国的市场占有率，近年来占全省对外投资的比重在50%以上。如红狮集团基于印尼和老挝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选择在印尼、老挝投资建设水泥厂，既节约了运输成本，又利用先进工艺帮助印尼和老挝提升水泥生产水平，最终实现了与东道国的互利共赢。又如浙石化投资设立新加坡公司从事全球天然气、炼油产品和石油化工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是企业国际油品采购和营销的关键环节。

(六)保障产业链完整性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中高速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部分行业不符合国内环保政策，企业通过将部分产能转移到政策允许的国家以保证产业链正常运转。如2017年国家发布《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收紧了废纸进口政策，我省几家纸业企业迫切需要废纸原料，为此企业选择泰国投资建设废纸浆生产线，确保国内纸业发展的上游原材料供应。

(七)搭建技术人才回归通道。早期国内有为数不少的高端人才留学海外并获得海外国籍，拥有一批先进技术研发成果。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开展资本合作，最终将技术成果引进国内带动国内产业创新发展。这方面以生命医药领域新科技成果带动省内生命医药产业发展的例子居多。

(八)海外项目持续经营需要。截止2020年末，我省有3393家存量境外企业和机构，累计境外直接投资额769.3亿美元，这些企业在当地经营发展普遍较好，出于市场不断扩大或企业面临突发风险需要国内资本支持，企业则通过增资方式加大对海外公司投入，以扩大海外企业生产运营规模、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九)利用海外上市融资。每年我省都有企业通过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搭建上市架构赴美国或香港上市融资，利用国际资本和合伙人海外资源扩大国内生产。近三年，我省拟搭建红筹架构赴海外上市的企业达17家。

(十)经贸合作扩大“朋友圈”。“要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不断扩大我国‘朋友圈’”。我省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外交需要，在经贸服务大国外交的战略推动下，主动到地缘政治核心区域的国家或地区投资，通过投资合作等经贸关系来促进双边关系提升发展。如我省义乌商城集团投资建设“一带一路”捷克站、迪拜站，推动与中东欧国家、中东地区国家的合作。中巴关系也需要经贸合作实现良性互动，我们积极引导企业赴瓜达尔港投资合作。再如省海港集团投资义新欧班列运营，保障“一带一路”钢铁驼队常态化开行和高质量发展，是从讲大局上保障我省与欧洲的陆路经贸合作畅通。

巨石集团在埃及的工厂

引导和支持产业链全球合作的思路与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讲话中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形成陆海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中提出“鼓励更多有实力、信誉好的中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总书记在重大外交场合的系列讲话精神为我们下一步加强产业链全球合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打造“重要窗口”的浙江，要更加旗帜鲜明地支持企业“走出去”发展，在畅通双循环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我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大蛋糕、夯实物质基础。

(一)正确认识产业链全球合作。当前尤其要厘清对我省企业走出去引发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政浙江时曾指出，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在省外、国外建设我们的粮食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和生产加工基地，并非资金外流、企业外迁，这是在更大的范围配置资源、在更大的空间实现更大发展的需要。对此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通过比对我省企业“走出去”前后发展数据，不难发现绝大多数企业因为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从而更好发展了总部经济，涌现出吉利、青山、恒逸、华友、振石、正泰等一大批本土民营跨国公司。这也实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地瓜理论”，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

(二)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循环”。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我们要明确产业链全球合作的战略定位，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更加注重双向开放，更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畅通以产业链合作为链接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根茎在内、枝蔓在外”的全球化布局。我们更要明确产业链全球合作的目标路径，聚焦“十四五”浙江打造高层次对外投资策源地的发展目标，支持我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与并购，通过产业链全球布局带动浙江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实现更高层次“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三)引导产业链全球高质量布局。探索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背景下全球产业链重构问题，全面审视浙江海外布局，努力把握“后疫情”时代企业海外发展机遇，为构建浙江全球产业链而积极谋划。一是深化重点区域产业链合作。加强“一带一路”、RCEP、中非和中欧区域投资与贸易政策研究，深化区域深度合作;提前研究CPTPP规则和重点合作领域，增强战略远见和政策储备。重点针对“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的区域重点项目推进产业合作布局。二是积极培育重点企业。深入实施“凤凰行动”、“雄鹰计划”和本土民营跨国公司培育“丝路领航”行动计划，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三是瞄准重点产业合作。加强对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跨国合作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对外并购卡脖子技术、产业链补链和延链项目，进一步提升浙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推进境外高能级开放平台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产业链双循环的枢纽节点，一要优化境外经贸合作区投资布局。结合全球产业分布特点，鼓励钱塘硅谷中心模式复制，推动在日本和欧洲布局科技研发型园区，促进创新链全球合作，带动产业链提升发展。推动华立集团、万邦德集团等龙头企业在南非、肯尼亚、乌干达等国家布局制造型园区，进而拓展非洲市场。发挥塞尔维亚园区、捷克站等商贸物流园区在浙欧经贸合作中的支点作用。支持青山印尼纬达贝园区、恒逸文莱石化园区建设，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打造有韧性的跨国产业链。二要促进境外园区与省内经济开发区联动发展。引导境外经贸合作区为我省总部经济服务，引导园区重点创新项目回归发展，促成一批国际国内双循环合作项目落地，支持一批国际并购产业园建设。

(五)加强境外投资风险防范。加强跨国产业链安全发展，探索建立境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发挥法律、会计、安保、咨询等中介机构作用，提高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能力和投资收益。依托中信保、口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一批商业保险机构，提升金融保障水平和风险抵御能力。启动“浙企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开发建设，利用数字化手段为浙商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发挥境内外商协会作用，深化“丝路护航”行动，联合各地为产业重点企业做好服务指导。指导和监督企业规范海外经营行为，引导企业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遏制国内企业在外恶性竞争，防范所在国选择性执法，筑牢安全经营底线，确保产业链跨国合作安全和海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