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浙江部分县(市、区)喜报频传。这不，慈溪刚刚官宣“慈溪成为浙江首个GDP超2000亿元强县(市)”，北仑也捷报传来——2020.49亿元!北仑经济总量迈上两千亿元新台阶。新晋级“千亿俱乐部”的嘉兴桐乡、绍兴越城也早早地公布喜讯。

对于县(市、区)而言，GDP超千亿元，往往意味着经济能级站上新台阶。

当下，浙江GDP超千亿元的县(市、区)有哪些?“千亿俱乐部”中的它们，在都市圈经济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接下来，浙江还有哪些县(市、区)有望迈入“千亿俱乐部”?放眼全国，与广东、江苏相比，浙江的县(市、区)该学什么?

“千亿俱乐部”持续扩容，成长逻辑何在

1月28日，绍兴市越城区发布了全年经济成绩单：“经初步核算，2020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8.52亿元，总量首次突破千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4.2%。”不但实现首次破千亿元，且增速高于浙江平均，算得上一份经济“高分报表”。

无独有偶，近日微信公众号“桐乡统计”上，贴出了一张红通通的喜报：“初步核算，2020年全市GDP总量为1002.98亿元。”

桐乡GDP破千亿元，并不意外。早在2019年，桐乡GDP已达968.17亿元，距离千亿GDP仅一步之遥。不过，原本临门一脚的事，因遭遇重重困难的2020年，桐乡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此外，2020年破2000亿元的慈溪市，已早早地公开了数据。据《慈溪日报》1月27日公开报道显示：“2020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008.3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4.8%。”

和慈溪市一样，宁波北仑区GDP也成功突破了2000亿元。

加起来，浙江破2000亿元大关的县(市、区)将扩容至五个，分别是余杭区、萧山区、鄞州区、北仑区和慈溪市，构成第一梯队中的佼佼者。这其中，还有一大悬念亟待揭开，那就是余杭区会否突破3000亿元大关?

记者梳理2019年数据时发现，和桐乡市、越城区情况类似，2019年GDP超900亿元的浙江县(市、区)还有两个，分别是杭州市江干区和绍兴市上虞区，上述两个区GDP分别达949.4亿元和978.11亿元。截至记者发稿前，上述两个地方的官方数据尚未公布，大家还得多点耐心。

晒完家底，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突破千亿背后的成长逻辑。

透过这些熟悉的名单，记者发现，“优等生”多为城市中心城区和浙江传统块状经济的发源地。前者有其特殊优势，而从后者来看，萧山区、慈溪市、诸暨市、乐清市、海宁市，包括新晋级的桐乡市，均为浙江赫赫有名的块状经济所在地，从纺织到小家电，从袜子到低压电器，从皮革到化纤等。

可以说，改革开放后较长一段时间里，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正是得益于块状经济的崛起。块状经济也为浙江大批县(市、区)积累了深厚的制造基础和丰厚的资本积累。

GDP超千亿元，意味几何

省统计局总统计师王美福告诉记者，县域经济超千亿元，放到中西部地区相当于一个地级市水平。

“最重要的是，达到千亿元规模后，一般这个地方至少有几千家企业，几十万人口，一二三产形成联动发展，意味着这个地方会更具内生增长动力。发展的根本，靠的是内生动力，而内生动力的形成要有足够规模。反之，没有规模很难形成内生动力。”王美福说。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淼认为，经济总量上千亿元，意味着城市的经济韧性，产业集聚辐射的能力增强，更有利于创造各种就业机会、集聚人口;同时也将有更多的资金可以投入到各种公共服务、交通、环保等民生领域。

过往皆为序章，站上新台阶后，如何可持续发展更值得深思。尤其当下，经济增长正值赛道切换的关键时期，先发未必先至，如何巩固先发优势，成为浙江的“千亿俱乐部”成员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去年发布中国百强县榜单时，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土开发研究室主任黄征学曾说，新发展格局下，县域经济差异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依托城市群发展县域经济非常重要。百强县基本都是在城市群范围里。脱离了城市群，依托自然资源的县(市)发展还可以，没有资源的非常难，这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也就是说，凭一己之力单打独斗的县(市、区)经济，将面临艰难的处境。那么，浙江县(市、区)要发展，融入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发展，将是必由之路。

中国最强县级市昆山的崛起之路，便是最好的例证。依托毗邻上海的地缘优势，昆山较早实现了与上海大都市交通的无缝接轨，从而水到渠成地承接了上海的产业外溢。可以说，正是因为较早地融入了上海大都市圈，昆山才奠定了腾飞的基石。

对浙江的县(市、区)而言，当下正处于构建大都市圈经济的好时机。在长三角范围内，积极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之中，对县(市、区)将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吕淼认为，经济综合实力是区县城市成为节点城市的基本条件，意味着在整个长三角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经济综合实力越强，在长三角都市圈经济中的地位越有利。

同时，浙江省内，发力都市圈经济的大棋局也已落子。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记者注意到这样一些表述，“加快中心城市能级提升，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记’，培育国家中心城市”“推动嘉湖、杭嘉、杭绍、甬绍、甬舟、甬台等一体化合作先行区建设，提升都市区集聚辐射能力”。

“更重要的是，进入都市圈经济时代，千亿县(市、区)应与核心城市形成差异化分工，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上吸引核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同时充分利用核心城市的服务业优势，比如研发优势、信息经济发达优势，在核心城市设立技术中心、产业飞地等。”吕淼还建议，县域应积极吸纳核心城市的社会民生资源，加快与核心区及周边区域的交通设施连接。

换言之，在未来的竞争中，竞争的主体不再是单个县(市、区)，而是资源配置能力更为强大的都市圈经济体。从世界先进经济体的发展路径中，也有迹可循。如日本的东京湾、美国的加州城市群等。

第二梯队中，新赛道在哪里

浙江“千亿俱乐部”扩容，第二梯队在哪?

由于2020年各县(市、区)数据尚未能全部获取，目前判断第二梯队的依据依然是2019年的数据。

在梳理数据时，记者发现，2019年GDP在800亿元到900亿元之间的，仅有一个，那就是杭州市富阳区。其2019年GDP为820.50亿元;紧随其后的是嘉兴市平湖市和南湖区，分别是765.77亿元和765.4亿元。

在700亿元到750亿元之间，则是湖州的吴兴区、台州的临海市和宁波的宁海县。

600亿元到700亿元之间的队伍就比较庞大了，有湖州的长兴县;台州的椒江区、路桥区、玉环市;杭州的拱墅区;温州的瓯海区和苍南县;宁波的奉化区和江北区;金华的东阳市、婺城区和永康市;嘉兴的嘉善县。

从上述县(市、区)的分布来看，未来晋级千亿俱乐部的种子选手中，富阳区是距离最近的。当下，富阳区与滨江区深度合作，共建产业合作园区。同时，杭州地铁6号线已如期通到富阳区，富阳区与杭州主城区的联系更为紧密。产业上的合作、交通上的便利，实力不俗的富阳区后劲不容小觑。

嘉兴地区同样值得期待。如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嘉兴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崛起势头正猛。事实上，干劲十足的嘉兴市在今年初已立下全新的目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000亿元以上、力争1万亿元。”伴随着嘉兴逐梦万亿俱乐部，平湖市、南湖区未来可期。

此外，湖州市长兴县尤其值得一提。虽然长兴县2019年GDP还不到700亿元，但其未来发展令人期待。从电池产业出发，长兴县大手笔引进吉利新能源汽车，站上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新赛道，增长路径越来越清晰。目前，全县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共有规上企业57家，在建项目42个，形成了涵盖上游原材料，下游汽车应用、关键零部件制造、“能源互联网+”的完整产业链。

对浙江的县(市、区)而言，大的背景要融入都市圈经济，具体到每一个县(市、区)，未来产业路径的选择也很重要。在新发展格局下，能否顺利切换到正确的赛道，考验着县(市、区)的发展能力。

越城区的实践也值得参考。越城区以黄酒闻名，但作为绍兴市的老城区，决定了其用于发展制造业的空间不会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展?

反复摸索中，越城区找到了答案：瞄准集成电路和高端生物医药。如今在越城，以集成电路设计头部企业豪威科技、国内晶圆代工头部企业中芯国际、封测头部企业长电科技等为代表的国内芯片领域的“大咖”，构筑了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条。围绕集成电路和高端生物医药两大省级“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越城去年新引进亿元以上产业项目39个，总投资970亿元。

一路上扬的数字曲线，最能说明越城区找到了新赛道——以集成电路为牵引，2020年其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82.4%，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100.4%。

不管长兴县还是越城区，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增长路径。对于更多的县(市、区)来说，在接下来的竞争中，发挥自身优势找到正确赛道，变得尤为重要。

对标苏粤

浙江可以学什么

前不久，深圳市南山区“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到2025年，南山GDP年复合增速9.4%，力争达到1万亿元。而其2019年GDP超过6100亿元。

与之相比，浙江第一的余杭区，同年GDP连其一半都不到。

当然，简单的体量对比难免失之肤浅，更令人关注的，应该是以一区之力去跻身万亿俱乐部背后的底气和实力。众所周知，南山区是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这里孕育了腾讯、中兴、大疆等中国一流的高科技企业。

除了南山区，同在深圳的龙岗区也是一位实力派。近日，龙岗区发布了2020年主要经济指标，预计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800亿元左右。“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8.1%，连续突破3000亿、4000亿两个千亿大关。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凭借对外开放先发优势，广东积累了大批实力选手。如广州天河区、深圳福田区、佛山顺德区等，2019年GDP分别在5000亿元、4500亿元和3500亿元以上。

看广东要看领头雁，看江苏又看什么呢?在吕淼绘制的一张长三角县域2019年GDP排行榜中，长三角排名前27名的县(市)中(不含区)，来自江苏的县(市)达18个，浙江则有9个县(市)。

从县(市)的角度来看，昆山市、江阴市，2019年GDP分别以4045.06亿元和4001.12亿元，位列中国百强县第一、第二，同时也是长三角区域里的数一数二。

紧随其后，同样来自苏州的张家港市和常熟市，2019年GDP分别达到2850.55亿元和2470亿元。还有无锡的宜兴市，2019年GDP1770.12亿元，苏州的太仓市1410亿元，南通的海门市则为1352.37亿元。

即便是排名最后的邳州市、沭阳县和东台市，也均来自江苏。虽然三者均位于江苏经济相对较弱的苏北地区，可GDP也都在950亿元左右，2020年都有望冲击千亿GDP。

不算这3个地方，2019年江苏GDP超千亿元的县(市)已达15个，相比之下，浙江为7个。

既有实力强劲的领头雁，也有数量庞大的中间力量，且发展较为均衡，候补队员实力不俗。所有这些，正是江苏县域经济的强大竞争力所在。

言而总之，同样作为中国经济的主力选手，广东、江苏和浙江的县域经济发展，总体上是各有千秋、精彩各异。

面向未来，于浙江而言，学习借鉴粤、苏县域经济发展经验，抓住率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历史机遇，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能级、进一步推进县(市、区)经济发展的结构均衡等，更加值得期待。(记者 夏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