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区常住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这一重磅消息发布后，立即成为热搜话题，引发坊间热议。

一本户口簿，牵动着居住、教育、医疗、就业等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在中国人口流动量巨大的背景下，大城市取消落户限制或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将极大利好这一庞大的群体。

而过去的一年，有49万人用双脚将票投给了浙江，来到这片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创业创富的沃土安身立命，追逐梦想。日前，在各省陆续公布的2018年度人口抽样公报中，浙江常住人口的增长量再度位居全国第二。同时这也是浙江连续两年净流入人口居全国第二。随着当下大城市落户条件的进一步放开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利好效应的推动，浙江将会有更多优质人口流入。

软硬环境兼得 人口加速入浙

就在清明小长假前一天，杭州市发布《关于贯彻落实稳企业稳增长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政策举措的通知》。其中第18条明确提出，“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人才，在杭工作并缴纳社保的，可直接落户。”此举意味着近千万常住人口的大城市杭州落户“门槛”，由本科放宽至大专学历。这与国家政策导向不谋而合。

而宁波行动更早，去年3月1日已正式放宽落户条件。根据已实施的《宁波市区户口迁移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明确大专以上应届毕业生可先落户后就业。同时，它还将在宁波工作的技术工人纳入到人才落户范畴，凭技术职称和职业资格即可落户。

户籍政策历来是观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维度。如今，从地方政府到国家，不约而同纷纷放宽户籍政策，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浙江财经大学浙江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文雁兵博士分析，此举乃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利于人口资源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社会融合，最终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浙江而言，放宽落户政策，无疑将在资源配置优化、大湾区和城市建设、人才流入等方面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事实证明，户籍政策放宽，对人口流入城市确有吸引力。得益于新政影响，2018年度宁波大市外迁入宁波人数就超过7.5万人，宁波去年的人才净流入率也跃居国内城市第二位。来自宁波公安户政部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新政实施一年来，宁波市六区落户人数同比增长20%。

正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在一个流动的社会里，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因素。也就是说，除了政策放宽，城市的吸引力更在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省统计局人口处相关负责人分析，近几年来，浙江敢为人先大胆改革，经济发展走在前列，比如，“最多跑一次”改革在社会公共管理方面体现出卓越的成效，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又比如，作为“两山理论”发源地，浙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等，这些都成为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原因。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5737万人，比上年净增80万人，城镇化率68.9%，比上年提升0.9个百分点。除去自然增加人口约31万，也就是说，去年一年里有49万外来人口流入我省。

放眼全国，2018年的常住人口增长榜上，前三席延续了去年的格局：人口第一大省广东省牢牢占据首位：2018年末常住人口数量是11346万，增长数和净流入分别为177万、84.24万;浙江居“榜眼”，虽然人口增长绝对数不及广东省的一半，但人口增速相当，广东增速为1.59%，浙江为1.41%;第三位是安徽，增加68.8万人。

产业升级换代 人才结构趋优

“前不久我们又从国外高校引进了硕博士人才，整个研发团队的知识结构更完整了。”猛将到来如虎添翼，杭州纤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冀众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了。从成立之初仅两位创始人和一位会计，到目前41人的小团队，其中研发22人，硕博士占研发总人数的59%，海归人员占研发总人数的41%，研发人员全部本科以上。

如今的浙江，像“纤纳”这样高起点的创业创新团队纷至沓来，分布在杭州、宁波、嘉兴多地，尤其是在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城西科创大走廊、G60科创大走廊浙江段等创新活力最强的区块。

从前几年的“到浙江打工”，到如今更多的是“到浙江创业”。一词之变，背后恰是浙江经济的提质升级。

余杭梦想小镇创业大街打造4万多平方米江南水乡韵味的互联网众创空间。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吴元峰 董旭明 摄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丽苹教授，长期研究人口流动，她梳理数据后发现，2000年到2015年这15年间，前10年浙江人口流入的速度非常快，到了后5年增量放缓。但是，流入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近年来，在创业‘新四军’(阿里系、浙大系、海归系和浙商系)的带领下，这一趋势愈发明显，随之而来的是流入人口素质高端化，人才结构更趋优化。”周丽苹说。

文雁兵也解释说，随着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优化，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各类人才的支撑，大家不约而同通过各类优惠政策和有利条件吸引人才，放开放宽落户条件是吸引人才流入十分重要的举措。

产业升级必然带来人才需求的升级，而优质人才流入带来的人口结构趋优，又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产业持续升级。这一点在近年来数字经济风生水起的杭州市体现得尤为明显。2018年末杭州市常住人口980.6万，比去年净增33.8万，除去自然增长的5.3万外，27.8万为外来净流入，在全国城市中排第4。

而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杭州常住人口增长并不快。2011年至2014年这4年间，杭州常住人口分别增加3.76万、6.4万、4.2万、4.8万。但到了2015年，杭州常住人口突然增加了12.6万，增长破两位数;2016年，这个数字到了17万;2017年更飙涨到了28万。这与近几年杭州频繁推出“人才新政27条”“521”计划等多项政策不无关系。

与之相对应的是，杭州市2018年新增国家重点扶持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1075家，创历年来新高，居全省第一，占全省33.6%。杭州也因此跃升为全国创业“第四极”，仅次于“北上广”。

宁波以制造业立市，更懂得发展制造业除了需要塔尖的人才外也需要身在“塔基”的人才。一方面不惜重金聘请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团队，另一方面花大力气吸引、留住技术工人。宁波将技术工人纳入人才落户范围，为的就是吸引广大专业基础人才、技能人才，支撑宁波作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的产业发展所需。

塔基稳了，塔尖才能不断往上延伸。作为制造大省，浙江不但需要高精尖人才引领产业发展，而且也需要成熟的技术工人将研发成果转化为优质产品。这是一个缺一不可的闭环。而且，对一座城市、一个省而言，经济活力恰恰在于能够给不同层次的人提供机会。

“如果说企业是城市发展的主体力量，那么人才则是城市发展的永动机。户籍政策放松，对于将企业需要的各类人才尤其是技术工人，留在城市、留在企业有积极作用。”文雁兵说。

国家战略利好 环沪效应扩围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表示，“一国繁荣最明确的标识，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一座城市、一个省份。人口就是城市细胞，细胞活跃，城市才更具活力。

在梳理全省各市人口增长时，记者还发现环沪的浙江城市，人口增长呈加速之势。这一点，在紧邻上海的嘉兴市体现得尤为明显。

数据显示，嘉兴2018年末常住人口472.6万人，比去年增加7万人，其中净流入4.28万。对于面积全省倒数第二的嘉兴而言，这正是其城市吸引力提升的最佳佐证。

翻看嘉兴市近年来常住人口增长曲线：2013年增加1.4万人，随后两年趋稳，分别为1.2万人和1.5万人，2016年增加量达到2.9万，2017年增加4.2万人，2018年增加7万人，是当地近年来常住人口增加最多的年份。不难看出，尤其从2016年开始，嘉兴常住人口数量增速开始加快。而这一增长曲线，恰恰与沪浙一体化加速发展的时间轴相吻合。

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获批。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板块之一，受全面接轨上海利好，沪浙城市间的人口要素充分流动起来。尤其是近水楼台的嘉兴市，加速承接上海项目、人才等要素溢出。

“嘉兴地理位置好，有完整的产业链;创业环境好，有很好的创业政策、人才政策。”嘉兴奥罗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万欣博士，2016年从上海来到嘉兴创业。如今，不仅他在嘉兴奋斗打拼，在唐山老家的父母也在嘉兴买了房，“爸妈觉得嘉兴环境好，生活舒服。”

虽然地处长三角腹地，湖州也积极对接上海，并从中受益。2018年，湖州市常住人口增加3.2万，在全省排名第六。虽然这个增量并不惊艳，但对湖州而言是一个不错的新起点。

周丽苹介绍，嘉兴湖州等省内城市，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人口数量十分稳定。这里经济富庶，人口外迁现象不多见，但因为城市体量偏小，城市层次不如周边沪杭苏，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并不明显。如今，借势长三角一体化，背靠上海大IP，加之嘉湖落户政策全面放开放宽，其常住人口有望加速增长，这既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将促进当地经济繁荣。

记者注意到，今年的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加快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相关专家表示，随着浙江与上海全面接轨的深入，上海产业转移与人口疏导将自北而南逐步向我省广阔的腹地推进，比如从临沪的浙北向浙中浙南延伸。

【浙江新闻+】

期待人口质量红利

今年不少浙江企业又见“招工难”。这放在浙江省人口进一步增长的背景下，似乎有些矛盾。一方面是人口增加，一方面是企业招工越来越难。可细究之，方知并不矛盾。

和当年的“招工难”不同，当下的“招工难”关键是劳动者的结构问题，劳动者的素质、技能，跟产业的转型升级不匹配。换句话说，当下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短缺。在此背景下，有专家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传统概念上就是指人口数量，按照这个标准，现在人口数量增长放缓，即意味着人口红利越来越少。根据相关部门测算，到2035年，所谓的中国人口红利要消失了。

可如果说人口数量是第一次人口红利的话，那么人口质量就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核心。而当下，人口质量红利显然还没有很好开发，换句话说就是把劳动者的能力素质以及劳动效率提高。举例说，原来需要10个人做的工作，现在用5个人甚至更少人就能做完。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很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生活于十七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先驱威廉·配第，就敏锐地认识到人口质量的重要性，其在《政治算术》中提出：“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相抗衡。”在他看来，为增加财富，既要增加生产人口，也要提高人口质量。

只是在过去的发展经验中，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让人们忽视了人口质量的提升。如今，中国提出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人口高质量也应是题中之义。怎样把人口数量的红利转变到质量的红利，是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

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9年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正是提高人口质量尤其是劳动力质量的应对之举。

在开发现有人口质量上，浙江作为经济先行地区仍有很大潜力可挖。

(作者 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夏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