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总是在攻坚克难中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经济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用辩证思维对经济大势作出前瞻判断,因势而谋,顺势而为,科学驾驭,引领中国经济开始一场深刻的变革。
变革之下,快人一步的浙江较早感知发展的阵痛,按照“更进一步、更快一步”要求,牢牢把握新常态下的工作主动权,先行按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快进键”,着力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推动浙江经济加快进入“增长中高速、质量中高端”的健康轨道。
精准施策,改善供给侧
改革开放以来,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的浙江,依靠市场先发、体制改革,发展成为全国经济增速最快和最富有活力的省份之一。然而,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产能过剩趋势渐显,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浙江资源条件已经难以支撑两位数的粗放式高增长。
2009年浙江经济增长速度是8.9%,告别了连续19年的两位数增长。2010年因为政策刺激反弹再次达到11.9%。但从2011年到2015年,经济增速均低于10%。
作为经济发展的领跑者,浙江较早领略到结构调整中的“寒意”:经济增速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
问题倒逼改革,闯关破解难题。面对经济下行和种种忧虑,浙江省委、省政府密集调研、冷静观察、深入研究,强调只要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就不要再为速度而纠结,要下大力气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下大决心通过改革、调整和创新,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破除以往的思维定势、速度期待和路径依赖,针对制约浙江发展的系列突出问题,浙江从改善供给体系发力,旨在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质量和效益的可持续增长,以创新为引领,打出了以浙商回归、“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四换三名”、“一打三整治”、特色小镇、市场主体升级、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七大产业培育为主要内容的转型升级组合拳,由表及里、驱痛去症,强身健体,对浙江经济结构进行系统性改造,同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设“四张清单一张网”,简政放权,为浙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中长期经济发展问题打下了基础。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部署,为浙江进一步正确把握宏观经济政策、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顶层设计,浙江丰富完善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浙江思路”。
2015年12月,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夏宝龙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理论思考到具体实践,做了全面阐述。他指出,近年来,浙江打的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方向是遵循市场规律、适应市场需求,路径是正向引导与倒逼推动并举、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根本动力是改革创新,实质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减量的招、提质的招,还是配优资源、增添新动能的招,每一招每一拳都是结构性改革的招。”
这次会上,省委部署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提出要充分发挥转型升级组合拳的倒逼效应,把五大任务作为五个战役来打,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使浙江的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
在今年省两会上,省长李强表示,2016年浙江将“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把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突出位置”。
2月16日,省政府召开有关专家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举措思路。紧接着,省政府召开的今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强省长全面部署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任务,提出要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浙江从问题源和风险口切入,灵活运用转型升级组合拳,相关领域改革迅速有序展开,各个击破,久久为功,推动浙江经济迈向新境界。
主动调量,汰劣扩优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起点是调量。近年来,浙江坚持加减乘除并举,既汰劣更扩优,主动减量、优化存量、引导增量,增强供给有效性,更好适应需求变化,实现市场出清。
倒逼去产能。“五水共治”、“三改一拆”、“一打三整治”联合发力,共同指向落后过剩产能,为的是腾出宝贵发展空间。省政府对江河之水制定标杆尺度,对违章违建“零容忍”。所有产业和企业都必须遵循标准和规则,别无它选。近3年,浙江累计淘汰7000多家企业的落后产能,取缔了近6万家“脏乱差”小作坊。今年,继续发力,计划淘汰1000家企业的落后产能。
用市场之手积极稳妥去产能。浙江在全国最早推行以亩产效益为导向的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去年5月,以单位用地税收、单位用地产出、单位能耗产出等指标为核心,浙江建立企业分类综合评价制度,按照不同类别企业实行差别化电价、水价和征税收费。在不锈钢产业聚集地余姚市河姆渡镇,企业加收电价后,就有100多家企业因此无法维持经营,最终选择退出。
果断清“僵尸”。早在2014年,浙江就开始着手“僵尸企业”破解工作,对资不抵债的企业采取增资扩股、资产重组、破产清算等方式,“一企一策”集中力量解决。2015年浙江省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619件,化解银行不良资产50亿元,盘活存量资产184亿元,释放土地资源1.5万亩,为“僵尸企业”依法出清、实现兼并重组提供了有利条件。
调控去库存。浙江在鼓励房地产企业合理定价的同时,积极挖掘购房刚需。通过合理设置优惠政策,推行棚改货币化安置、征地拆迁农户货币化安置,消化商品房库存。同步推出住房公积金新政,从金融服务上普惠购房人群。去年以来,浙江4次下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提高贷款额度,还创新推出全国、全省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业务。2015年,浙江全省新建商品房累计销售5985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28%,创历史最高纪录。
边破边立,以立为先,形成新供给。近年来,浙江坚持以信息经济为引领、现代金融为核心、高端装备为支撑,稳步推进环保、健康、旅游、时尚等产业发展,吸引央企投资,呼唤浙商回归创业,形成产业创新的铺天盖地之势。
2012年至2015年12月,全省浙商回归累计到位资金8352亿元。其中,2015年更是显示出加速趋势,到位资金3066亿元,比上年增长37.14%。
同时,浙江实施市场主体升级工程,不遗余力推动“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帮助企业引进战略投资,寻找合作伙伴,推动内部股权上市交易,运用各种股权改革,为企业注入丰裕发展资金,推动浙江企业整体有序拾阶前行。
腾笼换鸟,提质增效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提升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
2013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作出加快推进“四换三名”,先后出台相关专项政策10多个,省级财政统筹安排5亿多元资金支持企业 “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培育“名企名家名品”,引导新兴产业走向“高大上”。
春风动力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摩托车,通过“机器换人”与物联网改造,工厂形成了智能制造智慧中心。所有生产指令在指挥室下达,无数根网线将工厂的生产、研发、库存、管理、销售等终端链接起来,即时反馈到首脑中枢。焊接车间里,机器人在弧光与火星闪烁中精准焊接摩托车车架,工艺的精确性和稳定性提高近一倍。
“四换三名”,让浙江制造“脱胎换骨”,拼出了“高颜值”,创造了新供给。全球最大的6600吨注塑设备、中国第一根1500米水深海底电缆、“神五”到“神七”的成套输变电设备、全球第一台1万法拉级超级电容,都来自浙江企业。
“四换三名”,让众多传统行业注入新科技,传统产品变成科技新品。绍兴柯桥的吉麻良丝公司研发汉麻产业,将纱线和面料的抗菌指标提高了6倍,附加值瞬间提升。万事利集团把丝绸做到极致,不仅提高丝绸面料的抗污抗磨能力,还将丝绸做成高端时尚产品,向国际品牌看齐。
“四换三名”,培育发展出更多的“金凤凰”。近年来,浙江以“三强一制造”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和话语权:实施“浙江制造”标准引领工程,全省20余家“三名”企业参与了14项“浙江制造”标准的研制工作,有关技术水平均高于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达到国内一流、国际先进;实施质量提升工程,正泰、万向获得了首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实施品牌培育工程,在全国率先打造“浙江制造”区域性公共品牌,围绕七大万亿产业,确定涉及高端装备制造、时尚、信息等产业领域的33类“浙江制造”重点培育产品,并且选择7个县、10个行业中的100家企业,率先开展试点培育工作。
以“名企、名品、名家”为拉动力量。2015年前三季度,浙江省首批“三名”培育试点的38家企业利润增长23.2%,比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高出18.3个百分点。
对接抢占市场,浙江人拥抱“互联网+”,战略性地放大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促成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与传统产业间奇妙的“化学反应”。
据统计,全省现有天猫店3万多家,开展电商的规上企业1.5万家,目前已形成了24个产业带、29个淘宝特色馆和204个电商产业园区。同时,全省农村电商星火燎原,280个淘宝村应运而生,新建村级电商服务点4093个,社区智能投递终端已有1.2万个。
近日,浙江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出台了《浙江省“互联网+”行动计划》,明确提出,2017年实现全国“互联网+”先行示范区目标,实现互联网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更为浙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配优资源,提高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础是配优资源,按市场规律把要素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平台、项目和企业,着力解决错配、难配和低效配问题。
优化配置科技资源,浙江充分发挥市场对配置科技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打造产学研创新利益共同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精准对接,让创新要素跟着市场走、跟着企业走。
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到临安市区,一条定位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城西科创大走廊正在规划建设。30公里长的“科创走廊”上,集聚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未来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梦想小镇、云制造小镇、阿里巴巴等诸多资源,今后还要引进和培育1000家高新技术企业。
在钱塘江南岸,以省股权交易中心为龙头,带动一批金融小镇的钱塘江金融港湾将呼之欲出。到2020年,这里的每个金融小镇管理的资金至少要达到1000亿元。
特色小镇蓬勃兴起。互联网和“互联网+”的产业元素、泛大学生群体的创业创新力量、金融资本的活跃影子、政府搭建的服务支撑、休闲旅游景区的宜游环境,这些要素集聚的特色小镇,演绎出蓬勃发展的浙江新兴产业和历史经典产业,为浙江新常态下持续中高速发展打开了无限空间。
大力推进海港资源整合,浙江大力推进宁波舟山港一体化,积极推进全省沿海港口、义乌国际陆港的整合与建设。设立省海港委(筹)和海港集团;规划舟山自由贸易港区;推进宁波梅山新区建设;打通义甬舟开放大通道,有利促进海港一体化发展和沿海岸线、滩涂等资源高效利用。
企业重组整合和资产证券化的步伐加快。省能源集团收购控股了宁波海运;省物产集团整体上市;省农发集团重组黑龙江新良集团;杭钢集团完成对宁钢增资实现绝对控股……
接下来,围绕增加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浙江国企改革将深度推进。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浙江支持引导优势企业兼并落后企业,以先进产能消化落后产能。在温州龙湾区,200多家不锈钢深加工企业整合成10家,100多家铸造企业将归并为5家股份制企业,进入工业园区集聚发展。
高水平打造都市经济、海洋经济、开放经济、美丽经济“四大交通走廊”,为促进要素资源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十三五”期间,浙江深入推进大港口、大路网、大航空、大水运、大物流建设,构建内畅外联的“四大交通走廊”,打造省会到设区市1小时交通圈和全省1小时空中交通圈,拉近区域间的空间距离;超前布局移动信息基础设施,消弭区域间的信息隔阂。
制度供给,激活主体
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近年来,浙江围绕构建有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现代市场体系,以政府自身改革为突破口,把政府“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重点破解企业发展空间、融资渠道、政策支持、公共服务等供给侧的制度性问题,让升级企业有获得感,做优做强企业,激发“两创”活力。
简政放权打响“当头炮”。在全国率先推出“四张清单一张网”,把行政审批、政务公开和便民服务等政务接入互联网,“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省级部门行政权力精简幅度超过六成,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时间由平均的344天缩短到了35天。在全国率先推广市县审批层级一体化改革,率先实行企业登记“五证合一”,企业投资项目高效审批,“零地技改”项目不再审批……主动向市场放权,使“看不见的手”灵活自如,“看得见的手”坚定有力,让市场更加规范而有活力。
依托金融改革去杠杆。自温州成为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后,去年12月2日,国务院又决定在台州市创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浙江鼓励民营资本发起设立金融机构,温州民商银行和浙江网商银行成为全国首批试点民营银行;大力发展区域性交易市场,支持浙江股权交易中心开展股权众筹、资产收益转让等业务,融资产品层出不穷。有专家分析,试点将有助浙江防范区域金融风险,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在农村,农民最重要的三项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用益物权、集体资产股份权,被量化确认到人到户。明晰的产权让农民可以“带权进城、权跟人走”,甚至可以用这些权利抵押贷款,唤醒农村“沉睡的资本”。
努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针对涉企收费名目繁多,浙江六次更新目录清单,能减则减,能免则免。针对审批中介乱收费,浙江开展取消和缩小中介服务范围的改革,打破中介服务区域行业垄断,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和定价机制来降低费用。
努力降低电力、人力成本。2014年浙江率先启动用电直接交易试点,让355家用电企业与发电企业直接协商用电交易价格,每度电价平均下降 0.38分,一年间用电企业减少用电成本5.7亿元。去年浙江还先行下调失业保险费率,全省失业保险费率统一由3%调整为2%。仅此一项,全年为90多万家企业减免负担24.45亿元。
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补齐短板,特别是公共服务的短板。浙江加快农业“两区”和新农村建设,启动农村“三权”改革,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施教育资源城乡互通,力推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和人才“双下沉、两提升”,完善分级诊疗模式,原本“顶着星星奔杭州”的病人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找专家看病。浙江还鼓励社会办医,做强做优公益性医院,放开放活营利性医院改革试点,把优质公共资源和服务输送到农村。
瞄准焦点、回应难点、跟踪热点、直击痛点,找准短板、补齐短板,浙江让弱者变强,强者恒强。
潮涌催人进,风正好扬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出的是浙江新一轮发展的新动能,推动浙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昂扬走在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