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蓝、水清、土净,在浙江，环保不再仅是经济高速发展同时期民众对于GDP“绿色”的呼声;它现已悄然渗透于其他经济领域和部门，以异军突起的强劲态势成为一股独立的经济力量，一跃成为“七大万亿级产业”，近年来更是以持续的增长力成为当之无愧的浙江经济绿色“新引擎”。

一组数据显示：到今年，浙江省环保企业收入占比已达15.82%，全国有9.62%的环保行业专利花落浙江。仅去年一年，浙江的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就猛增至5000多亿元，约占全国比重的10%，产业增加值超1000亿元。

绿色“新引擎”的巨大威力是怎样生成的?广大中小企业如何在环保产业新浪潮中抢占一席之地?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院长刘维屏。

环保产业

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

采访当天上午，刘维屏刚接待了一家上门咨询环保技术革新的中小企业负责人。“以‘低、小、散’企业为主的浙江产业结构，赋予了目前阶段环保型中小企业腾飞的天然优势。”刘维屏感慨。

从事环境研究二十余载，多次赴美、意等国考察，并辗转绍兴、嘉兴等地调研，刘维屏得出的结论是：相比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城市地广人稀、环境容量大，浙江前些年发展过程中高负荷的环境容量，客观上也为本时期环保产业技术革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开辟了广阔空间。

政策的东风无疑已经使一部分中小企业在内的环保产业乘上了改革的第一列快车。十年前，浙江就率先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战略思想。2010年，浙江省把“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循环经济形成规模”写进了“十二五”规划之中，并在之后以生动的实践给出了回答：浙江省近几年环保产业的增幅保持20%以上，计划到2017年节能环保产业产值规模达到1万亿元。

漂亮的产值数字背后，是走在全国最前列的严苛的节能减排标准。刘维屏说，虽然污染物排放标准有区域性差异，“就拿上海宝钢和北京首钢来说，其废水排放指标要求也不同”;且各地环境污染物的处理技术和方式也各不相同，“诸如萧山、绍兴、嘉兴等地印染企业的‘水处理’工艺和方式有集中，也有分散”，但这都只是纳污环境等自然条件的差别而已。“眼下，环境容量已处于饱和状态。即便排污各项指标全部合格，仍会超过环境的承受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势在必行。”刘维屏说。

那么，这些保护生态环境的严苛标准是否就意味着一个时期内限制浙江经济增速?“应该这样理解，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推升环保产业，环保产业可以说是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刘维屏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环境容量比作一个又一个的“天花板”，经济发展到不同阶段对环保产业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就好像家用燃料由七八十年代的煤球之后的蜂窝煤，燃烧完全的设计和实施相对较容易，但到之后天然气的普及，则是经历了更漫长和艰难的探索。”

企业要抢占环保服务业先机

在经济大省浙江，市场驱动在以产业面貌出现的环保行业的蓬勃发展中发挥更完全的基础性作用，环保产业已逐渐渗透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科研业、公共设施管理业、服务业等多领域。

资料显示，去年浙江环保产业从业单位达1500余家，从业人员20余万人，年销售额3454亿元。

这从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环境容量“天花板”让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意识到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生态退化为代价的传统生产模式生存空间正越来越窄，节能环保才是经济“进化”的方向。

为了保持“五水共治”和大气污染防治成效，到今年6月底，浙江共有各类污水处理厂359座，设计处理能力1234万吨/日，基本实现了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同时，浙江火电机组、水泥熟料生产线已实现脱硝设施投入运行全覆盖，并力争在2017年底前，所有燃煤电厂和热电厂实现清洁排放。

“治水和治气产业首先都是与制造业交叉衍生的，但尤其是‘水处理’企业，接下来谁能做好服务，谁就能抢占市场先机。”刘维屏把保证企业环保设施持续、顺利运行和更新换代的服务型企业比作汽车4S维修厂家，“显而易见，未来一个时期，环保设施的有效运行与竣工验收是同等重要的。”

刘维屏还呼吁，个别企业须重视环保受益的无形资产和百年工程效应，不要因一时的产出而重节能、轻环保。“环保企业要树立精品意识，环保设备卖的不光是产品，还有技术服务。企业一定要改变贪图一时‘节省’而粗制滥造产品的观念。”他说。

此外，他认为，经济新常态下，拉动投资增长和消费需求、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或将是环保产业新的增长点。